首先,有助于世人更全面而系统地理解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推动当下的医学人文教育。目前,无论是在日常的认识还是学术层面,人们都会很自然地将医学(疾病学)归入科学的范畴,这自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医学(疾病学)是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医学(疾病学)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单纯的科学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医学伦理学家埃德蒙·佩莱格利诺(Edmund D. Pellegrino)曾指出,“医学居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并且非二者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包含了双方的许多特性”。“医学是最人文的科学,最经验的艺术,并且是最科学的人文”。当代诸多医学人类学的研究也一再显示,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理病变,同时也是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医学更不只是一门科学的技艺,同时也是拯救灵魂与身体的保健服务,以及市场体系中的公共产品。若仅仅关注疾病(Disease),而对病痛(Illness)视之漠然,那就并不能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参阅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这些日益受到关注和认可的论述表明,无论是医学还是疾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属性。而疾病医疗史的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而真切地认识这一点,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因为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很容易发现,疾病本身就是历史的,具有明显的时空性,同样的生理“病变”在不同的身体和疾病认知体系与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就会有不同的疾病分类和定义,而这些分类和定义又会影响人们的疾病认知和应对。现实中,不同民族中的一些疾病本身就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文化因素参与建构而成的,比如我们耳熟能详且具有真切疾病体现的“上火”等。而有些疾病随时代观念的变化,变得不再是疾病。当然,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过去对疾病缺乏科学认知造成的,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不断发展,对疾病的认识就会变得客观而科学,所以疾病和医学的社会文化属性就会日渐褪去。事实上,无论科学和技术发展到哪一步,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必将始终存在,而我们对身体和生命的认知和相关知识应该也没有尽头。
不仅如此,深入细致的医疗史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去发现和理解现代医学的社会文化因素。尽管现代微观层面的医学研究,可能更多展现的是专业而严谨理性的科学,但当我们细致地梳理近代以来医疗卫生史,就会发现现代医学发展和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并不只是人类最重要的健康问题或疾病威胁,可能就因此更能真切体会到医学和卫生的社会文化性。不仅如此,医学作为具有强烈实践性的学科,其实践目标具有明显的历史道德感和伦理性,从历史的梳理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当代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绝非仅用当下的经济关系和科学理性能够解释。诚如医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e E. Rosenberg)通过医学史研究所感受到的:“医学不是生物学,虽然它应用实验室的发现并由于这些发现的效力而合法化。它也不仅仅是市场行动者,虽然它有时确实是这样。医学有着独特的社会功能、道德史以及身份认同感。”(罗森博格著:《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更系统地来认知疾病医疗的社会文化属性,从而为现实中更好看待和处理医学和医疗问题提供助益,比如加强医学教育中的医学史和医学人文教育,不能将其看成一种锦上添花的点缀,而应当作为认识和理解医学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