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国家的政治、经济运行，下至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都须臾离不开制度。正因如此，无论是当下的制度现象还是历史上的制度现象，都成为不同学科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尤以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着力最多。就中国史而言，制度史研究长期以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制度史特别是官制史研究的成就颇为丰硕。
近些年，制度史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一是对制度概念的理解相较以前更为丰富和深刻。如果说以往的解释多为笼统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今天的学者则更多地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其形成都是为了平衡社会各方的利益，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二是制度史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发生了变化。传统制度史更多是对官制机构以及法律、法规、政策条文的梳理、考证，缺乏对实际运行的研究，忽略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忽视人在制度实施中的作用。而今，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规定与具体实践之间是有距离的，纸面条文是一回事，具体贯彻是另一回事，由此强调打破僵硬的制度研究，关注制度实际运作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也就是所谓“活”的制度史。正是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制度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彰显时代价值。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以新的视角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制度史成果不多，还没有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对制度具体执行过程研究较少，更谈不上理论、概念的提炼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不少学者以新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制度史研究的意识还不够强。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有内心充满对仁的渴望，仁才能到来。学术研究也是如此，有无强烈的创新意识，结果自然不同。其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制度史研究中，尤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而言，法律、法规之类的条文资料易于留存，也易于看到，但它们是如何出台又是如何具体实施的，这类资料则多散见于档案馆，或者需要进行田野调查才能获得，这就比搜集条文资料难多了。而且，制度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涉及不同力量的博弈，其复杂心态及行为方面的资料更是难得一见，从而给研究带来了困难。其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尚有缺陷。制度史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密切，要想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学习和借鉴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很多历史学者缺乏其他学科知识，做研究时难免捉襟见肘。这些不足需要对症下药逐一解决，研究中可着重把握以下几点。
让机构沿革的历史“活”起来。以清末北洋时期经济行政机构的变革为例。清代本无专门负责经济发展的机构，与经济有关的为户部和工部。甲午战争后的1898年，开始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1901—1907年新政期间，先后设立商部、度支部、农工商部和邮传部。1912年民国成立后设财政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1913年，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一般论著对以上官制名称、官制机构有较为清晰的描述，但任何旧的机构的裁撤和新的机构的建立，都不是简单的名称、职能及官员的变化，需要对其设置的背景、讨论过程、正式建立以及选拔官员等方面进行细密的梳理和分析。
让条文制定的历史“活起来”。比如，清末1898—1911年颁布的经济法规达60多个，包括综合性法规《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行业管理法规《试办银行章程》《矿务铁路公共章程》，奖励实业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等。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3年也颁布了不少经济法规，包括工商矿业法规《公司条例》《商人通例》，农林牧渔法规《边荒承垦条例》《森林法》，交通运输法规《航业奖励条例》《民业铁路法》，银行金融法规《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所法》等。研究这些经济法规，不能仅仅限于法规条文的罗列，而应对其制定和出台过程中哪些机构哪些人参与了讨论、有无不同意见、为什么会有争论等进行“活”的揭示。
让制度实施的历史“活起来”。以清末北洋时期为例，这一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较多。这些法规如何实施、实施效果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事实证明，如此多的经济法规虽不能说没有取得一点效果，但与刺激和推动经济发展的设想存在很大距离。就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而言，即便有一定的发展，也更多是因为有抵制外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持，以及与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外国对华商品输出减少等有关。为什么这些经济法规所起的作用有限？这就需要对其具体实施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各方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博弈，探讨阻碍经济法规实施的诸多因素，最终展现立体的、丰富的、可信的历史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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