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与地名的关系也异常密切。一方面，许多姓氏都由地名而来；另一方面，许多人名又被用来作了地名。我国采用地名作为姓氏的情况起源很早。根据历代姓名学家的研究，可知以地名为姓氏的情况又包括以国名为姓氏、以采邑为姓氏、以乡里为姓氏、以村亭为姓氏、以居住地为姓氏等多种内容。其中，以国名为姓氏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西周初年大封同姓和异姓为诸侯，建立方国，后来，这些方国的名称都演变成了姓氏。如周武王封第三弟鲜叔于管(今河南郑州)，封次子虞叔于唐(今山西翼城)；周成王又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今山东曲阜)，三子伯龄于蒋(今河南潢川)，这些人的后代后来都分别以管、唐、鲁、蒋等为姓氏。据统计，周朝初年共分封48个同姓国和60个异姓国，这108个封国名称，后来无不演变为姓氏。尤其是其中的鲁、晋、蔡、曹、郑、吴、魏、韩、何、郭、于、贾、蒋、胡、宋、陈、赵、田、许、朱、邓、梁、萧、沈、徐、罗、黄、江、谢、吕等国的国名，后来还都演变为中华大姓。此外，由采邑名称而来的刘、冯、白、卢、范、商等姓；由乡里名称而来的温、苏、毛、甘、陆、郝等姓；由村亭而来的采、欧阳等姓；由居住地而来的傅、桥、城、关、东郭、百里等姓，也都在中华姓氏中具有广泛影响。
除上述以外，我国历代都有用地名作人名的现象。如有些人以出生时的州、郡、乡、党、亭、里的名称取名，有些人以所在的山、水、桥、榭取名。如西周初年鲜叔封管、虞叔封唐，他们后来都被称为管叔或唐叔。显然，二人所封的国名又都演变成了他们的名字。又如北宋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其父兄和他本人都是以地取名的。他的父亲因生于池州(今越南谅山)，便取名司马池；堂兄生于乡下，取名司马里；胞兄生于父亲的宣城太守任上，取名司马宣；他本人生于父亲的光州太守任上，取名司马光。再如陈独秀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绿水乡独秀峰下，便以“独秀”为名字；刘伯承元帅的长子出生在太行山，便取名“太行”；二女儿生在华北，便又以“华北”为名字。至于现在一些人把出生于上海的人取名“沪生” (上海简称沪)，生于北京的人取名“京生”，生于西安的人取名“长安”(西安旧名长安)，等等，则更是屡见不鲜。
我国古代对于有些当官的人，喜欢以所任职的地名相称。后来，这些称呼延续下来，便成为这些人名中的一部分。如汉代的贾谊又称“贾长沙”，唐代柳宗元又称“柳柳州”，韦应物又称“韦苏州”，宋代苏轼又称“苏徐州”，等等，就是因为他们曾分别在长沙、宣城、柳州、苏州、徐州等地任职的缘故。此外，一些人还喜欢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名为自己取名号。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随父居于绍州彰明青莲乡，后来便号“青莲居土”；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谪黄州后筑室于东坡，其后便以“东坡居士”自号；明初文学家陶宗仪隐居于松江南村，也以“南村”自号；清代著名画家郑燮家于江苏兴化县城东南的板桥旁，因此又以“板桥”为号；当代画家齐纯芝故乡原有一座名为白石铺的驿站，他在从师学艺后便以“白石山人”为艺名。其后，“齐白石”这一名号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他的本名。
此外，还有一种与上述各种情况恰恰相反的现象，即我国自古以来都有不少人名被用作地名、山名、县名、街道名。属于这种情况的地名，有些是上古传说人物的名字，有些是历史人物或影响重大的志士仁人的名字。如相传炎帝曾在今湖北西部一带的原始森林中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后人为了纪念，便称这里为“神农架”(炎帝又称神农氏)；又相传黄帝去世后葬于今陕西境内的桥山脚下，后人便称当地为“黄帝陵”、“黄陵县”。又如四川德阳县罗江镇白马关有一地名为“落凤坡”，相传也是因三国时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庞统兵败于此而得名。至于浙江绍兴一带有曹娥江、曹娥场、曹娥车站，河南虞城有伊尹车站、木兰车站，则或者是由东汉孝女曹娥之名命名、或者由当地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伊尹、花木兰之名命名的。再如现在的陕西省有子长县、志丹县，山西有左权县，北京有张自忠路，重庆有邹容路，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中山路”、“中山街”，这些也无不是由当代著名的仁人志士谢子长、刘志丹、左权、张自忠、邹容、孙中山等人的名字命名的。
总之，姓名与地名关系密切，情况复杂。但总的来看，一方面地名可以作为人的姓名，另一方面人的姓名又可以作为地名使用，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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